10月12日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长黄振东翻开最近印发的《落实司法责任制工作指引》第二章第十节，再次确定自己手上这个案件并不属于要提请院、庭长监督的范围。随后，他在裁判文书签署表的“审判长签发栏”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这意味着，这个案件的判决书已经可以印刷送达给当事人。

如果是在几年以前，这个案件在审判长签署后，还要经过冗长的流程，报送到副庭长、庭长甚至是分管副院长那里审批，最后的结果，可能与合议庭当初讨论的结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。

如今，这种层层审批案件的情况在深圳法院已经很少出现。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首批审判权运行改革试点法院，深圳中院2013年开始就一体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，“让审理者裁判，由裁判者负责”已经成为广大法官普遍接受并全面适用的规则。

个案充分放权 宏观加强监督

“作为一名法官，我最关心的就是我和合议庭如何独立、安心、顺畅地行使审判权，因为我要对自己审理的案子负责任。”审判长黄振东说，“但是客观上来说，法官们的司法能力还是有差距，院长、庭长们对于放权后的案件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不放心的地方。”

针对这种“两难”的担忧，深圳法院把“放权不放任”作为司法责任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，形成了科学的解决方案。

按照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要求，除法律和司法解释等明确要求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外，其他案件一律由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审理并裁决，院长、副院长、庭长、副庭长不再对未参加合议审理的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批签发。目前全市法院99.4%的案件裁判文书均由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直接签发，审委会讨论个案数量大幅减少，2015年同比下降26.4%。

深圳中院9月18日发布了《落实司法责任制工作指引》，用一共十二章258个条文，对法官、庭长、院长各个层级的权力主体的“权力清单”进行了进一步明确，对他们在办案、监督和管理时，能够行使什么权力、怎么行使权力、行使权力操作流程、时限要求，进行了细致清晰的规定。

根据《工作指引》，法官收到案件后，就知道这类案件是自己可以裁判的案件，还是需要提请院、庭长监督的案件，解决了实际办案中可能出现的“扯皮”现象。

对院、庭长需要进行监督的个案范围，最高人民法院《若干意见》规定了比较原则的四种类型，《工作指引》则把四种类型案件细化明确为17种情形，简洁清晰、易于把握。在这个范围内，院、庭长不必倒退回“审批制”的老路上来行使监督权，而是通过把握进度、了解评议结论来监督个案，并在法院的案件综合业务系统中作出标识，全程留痕，做到监督“有度、有序”，实现“放权又放心”。

“监督管理过度就是干涉，不到位就是失职”。《工作指引》首次提出法官对特定案件配合监督的义务和方式，同时强调院、庭长对特定案件怠于履行监督职责的“失职担责”，为权力与责任的连接提供了依据。

“司法责任制不仅仅是放权的改革，而且是放权、监督和追责一揽子的整体性、系统性工程。”深圳中院审判长翟墨告诉记者，“裁判结果是法官精心打造的司法产品，这个工程能够很好地改善司法产品生产线，提高效率和裁判品质，尽可能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”

统一裁判尺度 避免类案不同判

朱萍在武汉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进入深圳中院工作，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审判长。对于法学理论和司法规律，她有着全面深刻的理解。

“其实我们总有一种误解，认为审判权力回归到法官和合议庭之后，权力分散必然导致裁判标准不统一。其实，没有任何两个案件是完全相同的，类似案件出现裁判标准的差异是司法权力运行中必然存在的现象。”她强调，“我们之所以要改革，就是要将这种必然存在的差异不断减少缩小。”

行政庭副庭长王惠奕十分赞同朱萍的观点：“‘类案不同判’并非只能通过审批制解决，通过形成统一裁判标准的规范制度，运用司法公开和大数据技术手段，编撰有指导意义的案例，可以有效地减少这方面的问题。”

深圳中院在《工作指引》中，以“权力清单”的方式，明确了院、庭长抓好裁判标准统一等重大问题的职能，要求他们及时就司法办案中的常见多发问题组织调研，加强业务指导。近年来，深圳中院累计发布了裁判指引78个，并定期选编和发布有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，较好地解决了审判权分散行使后的“类案同判”问题。

在新发布的《工作指引》中，深圳中院明确规定了“自由裁量权的规制”的章节，并在“合议庭评议流程”中确立了裁判指引例外适用的报备制度。在办案中，法官需就本院是否制定了相应的裁判指引、所办案件是否参照适用等提出意见。

对没有裁判指引、指导性案例参考的重大自由裁量事项，《工作指引》明确要求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，从而统一裁判思路，明确处理标准，为法官和合议庭办案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。

“办案子就像诊断病人，法官和合议庭就是拿手术刀的主治医生，而专业法官会议就好比是专家会诊，对疑难复杂、标准不明的病例提供一个诊断方案供主治医生参考。”朱萍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，“很多模糊不清的法律适用问题，经过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后，大家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思路，以后处理这类型的案件就有了一定的标准和尺度。”

院庭长回归一线 发挥示范作用

改革后，深圳法院普遍采取了审判团队的工作模式，院、庭领导编入合议庭，更多原来从事案件审批把关工作的优秀法官回归到办案一线。

郭勇忠是深圳中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，他很明显地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变化。改革以前，他一年要审批1500多件案子。大部分案件他并没有参审，因此只能通过阅卷了解案情后，再得出审批意见。那时候的他，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自己办理案件。

“改革以后，我不用再批案子，而是自己担任审判长，和两名审判员一起组成合议庭办理案件。我们合议庭一年就办结500多件案件，光我个人就办结了121件。”郭勇忠说：“现在，我不仅有精力自己办案，还能担起很多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工作。相对年轻法官来说，我的经验还是丰富一些，办理这些疑难复杂案件，一定程度上能对案件审判质量把握得更好，另一方面也能对年轻法官们产生一些指导和示范作用，有利于他们成长。”

2015年，深圳法院院、庭长主审、参审案件69275件，占全市法院结案总数的30.9%，其中院、庭长直接主审案件48134件，占21.4%。

年轻法官何远彬坦然地告诉记者：“改革以前，案子都要经过副庭长、庭长甚至是分管副院长审批，我们庭办的刑事案件中，好多还要上审委会，法官们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依赖心理。改革以后，领导和我们一起组成合议庭审理、评议案件，实现了真正的同票同权。我们也慢慢克服了依赖心理，办案更加认真谨慎，责任心更强。”

“院、庭长要把‘行政光环’自我暗淡下来。在案件中，院、庭长就是一个普通法官，要丢掉层级观念，按照审判规则自然运行审判流程。” 副院长黄志坚说。

 责任与保障并重 给法官“定心丸”

“以前听到司法责任制，大家第一反应就是：怎么又要给我们‘压担子加包袱’。大家很担心，这么多案子办下来，会不会一不小心就触发责任追究，办案成了如履薄冰的工作。”王惠奕说，“但是，随着改革的推进，大家对司法责任逐渐有了正确的认识，特别是《工作指引》出台后，我们更清楚地知道，司法责任制对法官既是约束，也是保护。”

“责任与保障并重，权力与制约同行”是《工作指引》解决责任落实问题的基本原则。有权才有责，《工作指引》在明确法官和院、庭长权力边界范围的基础上，明确了应当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七种情形，只有问题案件才会触发违法审判责任追究。

“如果是问题案件才会触发责任追究，那么案件有没有问题，谁说了算呢？”记者问道。

“我们会通过审判质量评查来确定，这是责任认定与追究的前提。”深圳中院司改办主任袁银平介绍，“我们成立了案件审判质量评查委员会，由资深法官组成评查合议庭，对发改、再审等七类案件进行重点评查，做到每案必评。对其他案件或审判工作开展常规评查或专项评查。案件评查结果经审委会核定后，质量等次分为合格、瑕疵和问题等级。根据《工作指引》的规定，问题案件将移交给法院纪检监察部门，启动违法审判责任追究。瑕疵案件也将被记入法官业绩档案，作为考核评价的依据。”

据介绍，今年深圳两级法院已经对2015年的3500件发改案件进行了逐案评查，评查结论将被运用到下一步的责任追究和业绩考评之中。

落实司法责任制 保证公正办案

改革后，深圳法院的整体办案质效提升明显。2015年，全市法院办结各类案件224488件，同比上升8.1%。今年1月至9月，全市法院收案数量创历史新高，受理案件数上升23.7%，结案较去年同期继续上升30%，结案数量位居全省第一。

改革还在继续深化，《工作指引》已成为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重要制度保障。

“《工作指引》出台很及时，内容系统全面，覆盖了办案的全部流程，能够有效提升我们审判案件、监督管理工作的规范程度。”翟墨说，“更重要的是，它操作性比较强，拿着它，就能清楚地知道如何去履行自己的职责。”

只有建立科学严格的程序规范，才能产生实体的公正裁判结果。采访结束时，袁银平告诉记者：“司法责任制改革的目标，就是要优化和提升司法裁判的形成机制。深圳法院正通过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，压缩权力寻租空间，让权力规范行使，保证公正办案，让人民群众在办案的过程中直观、充分地感受到公平和正义。”